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我给了自己九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随着“东方时空”开播，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一直到“实话实说”等等，坚持着这样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过一段很辉煌、很受尊敬的岁月，就是因为打破了过去八股的文字，打破了过去或仰视或俯视的墙头草的心态，正式建立一种“平视”的概念。东方时空以及后来成立的新闻评论部是最早提出“平视”这个理念的，那时候电视的确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 

　　到了2008年，我40岁了，那一年充满了巨大的交锋，奥运火炬冲突，抵制家乐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历史事件宿命般地纠结在了2008年，所以我会去想很多事情。我觉得40岁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不能停留在“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我想起码我们评论部或者我们这些人做到了这九个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给自己提出了12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觉得这12个字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后半辈子奔这12个字就足够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这12个字包含的追求，会在我人生终了的时候在中国实现，它可能是百年的道路，没那么简单。 

　　捍卫常识 

　　我们曾经有过颠覆常识的时代，比如说一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其实它基本上是个常识，它应该在一定的公斤数里浮动。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个荒唐的年代里，报纸上能登出放卫星一亩产多少的天文数字，很多人还真信，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可以扭曲常识吗?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确扭曲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也来自于很多对常识的颠覆。那些荒唐时代的荒唐做法我们姑且不谈，现在这个时代里，常识是不是被很好地维护着?不一定是。 

　　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排毒养颜专家，在中国很多媒体上宣扬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推荐他的食谱。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很不靠谱，老祖宗吃了千百年这些东西过来的，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吃了，这里一定有隐情，这是常识。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会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发表这些明显违反常识的东西?我们的大医学家在哪里?为什么不出来驳斥这种明显的伪常识? 

　　后来这个所谓专家被台湾抓了回去，判了刑，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原来在利益面前常识是可以随处颠覆的。过去颠覆常识是因为政治，现在颠覆常识有些开始是因为利益。 

　　在我们生活中，1+1=2时常被人说成1+1=3。很多人面对媒体，说那些空话、套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会说呢?因为这样对他有利。 

　　因此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或许算知识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卫常识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建设理性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什么区别?执政党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你都要为他服务。这时候，要求执政党和执政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革命很难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疯狂，理性几乎无处藏身。再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残暴，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站在革命的一面，总认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学生抡起皮带打老师就是有道理的。 

　　现在大家都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身上，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打老师的男学生和女学生，他们人性的瞬间泯灭是不是直接推到某个人身上就可以解决呢?我觉得不能，别人无法谴责你，自己还要跟自己对话。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是所有人都抡起皮带打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做了让人性彻底颠覆的事情。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国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大国国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构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写关于“建设理性”的时候，提出了“脱敏”的概念。过去我们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躲着走，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去年，温家宝总理演讲时有人扔鞋，咱们新闻联播都播了，没什么呀。当你脱敏了之后，他就没力量了，当你敏感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大家对我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满意，欢迎扔鞋子，不过最好扔一双，我的鞋号是43，谢谢各位。全场人乐喷了。 

　　所以，当很多事情脱敏了，这个民族就大气了，这就是理性。 

　　寻找信仰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之后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 

　　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彻底被毁掉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巅峰。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 

　　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谚语，大家一起赶路，突然一个墨西哥人停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走的太快，把灵魂扔在后面，要等一等。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灵魂也扔后面了，我们得等等它。 

　　■ 提问环节 

　　问：您觉得政府在整个社会建设理性的过程中，如何有所作为? 

　　白岩松：政府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 

　　现在个人崇拜比过去减弱了，但是权力的权威崇拜其实比过去增长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单位领导不算什么，办公室大家聊天，互相拍个肩膀等等。 

　　而现在，在一个小处级单位，处长弄的副处长都不敢张嘴，处长一进来，大家恨不得都颤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们个人崇拜时代结束了，但是群体权力崇拜时代却拉开了大幕，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局面。 

　　昨天还有人问我，你怎么不从政啊?我说你觉得我适合从政吗?我说我不能让自己和让别人都不开心吧。 

　　问：你们评论部一直用冷静的眼光看社会的变迁，您觉得，您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这个社会? 

　　白岩松：听你前面说评论部那些词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听挨骂的声音很习惯，听过分表扬的声音很不习惯。评论部在我看来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表扬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明白一个道理，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而已，有用与没用都不妨碍我自己认真的做，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早已过了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某种自恋或自信。 

　　但是作为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它还是有价值的，最后汇成大交响。中国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从后面往前推，有人从前面往后拦着，有人从侧面向另一边推，更可气的是有很多人管你向哪边推，自己坐车顶上。 

　　我希望自己是从后面向前、向正确的方向推这列火车的人群当中的一个，这一点很重要。 

　　问：我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没房也没车，感觉生活挺焦虑，对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责任更大一点，还是其他东西的责任更大一点? 

　　白岩松：首先我非常理解现在80后的生活压力，所谓的蚁族，我觉得全社会应该关爱他们。 

　　但是，不该用溺爱的方式去关爱。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老先生他们那一代，年轻时去德国留学，二战开干，十年滞留在那儿，回来再没有见过妈。他当面跟我说，如果能选择，不会离开村子，不会离开妈妈。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一个偌大的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建国这一代人的青春容易吗?该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该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不分，该结婚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刚想生孩子计划生育了。 

　　到了我们60后这拨，我2000年32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前搬了N次家，租房子住，曾经有一次从同一个小区这个楼的六层搬到另一个楼的六层，我跟搬家公司的人说同一个小区能不能便宜?人家说“不”，而且还要加钱，因为是两个六楼。我记得我夫人在那一夜累得急性肾炎。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我要告诉你，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那时候我们甚至连成为蚁族的条件都没有，没粮票敢在北京漂着吗?全社会关注蚁族的时候，蚁族已经在它的痛苦中具有天然的幸福，我们那时候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 

　　问：您认为民主是什么东西?中国在农村很多地方搞了很多年民主，您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主有没有实现? 

　　白岩松：民主不一定带来最好的，但是它一定能制止最坏的，这就是民主。首先我们对民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在建筑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各方的理性，其实现在有很多呼吁民主的人，在我看来也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思考未来中国的民主模式是什么?其实破坏非常容易，建设很难，在民主这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着建设的巨大挑战，这是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基层的民主，我非常看重，为什么?他要让我们普通农民先知道投票权是什么，然后知道选择是什么，然后知道比例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咱们姑且不论个别地区有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已经让人知道这些个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很重要。 

　　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在陆续拉开大幕，我认为这五到十年是媒体人最有责任和最有作为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悲观，又不盲目乐观，做好自己的事情。 

本文链接：白岩松：捍卫常识 建设理性 寻找信仰 文章来源：新京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