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法理研判

——主要从证据学的角度

龙宗智

《法学》2010年第2期

　　 在现代刑事制裁体系中，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处罚之前提，因此系证明之罪，而非自然之罪。对李庄案作法理研判的关键也在于此，即分析控方是否有效地证明了指控的犯罪。[1]本文拟对此作一试析，由此考察有罪判决的正当性。[2]起诉指控并经一审判决认定的李庄犯罪事实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项，伪造证据: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同时指使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就此作伪证(一审判决所认定犯罪事实的第一段);
　　 第二项，妨害作证:引诱程琪作龚被敲诈勒索的虚假证言;指示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该公司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李向法院提交了要求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一审判决所认定犯罪事实的第二段)。对以上指控和判决认定的事实的证明作以下分析:
　　
　　
　　一、关于第一项事实的证明
　　 应当承认，要证明李庄编造龚被刑讯逼供的事实这一指控，是十分困难的。本罪系特殊主体，李具备身份无疑，而需证明的主要内容，是李庄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和客观上的犯罪行为。由于本案中李庄确有要求龚向法庭声明被刑讯逼供以及要求其他人搜集相关证据的事实(对此李也不否认)，那么，犯罪能否构成的关键，是在客观上李的行为是否属于“编造”事实，同时在主观上，李是否具有伪造证据的犯罪故意。而这两点均属“要件事实”，因此必须同时证明，否则犯罪不成立。
　　 (一)现有证据未能有效证明审讯合法，因此难以证明李庄“伪造证据”
　　 应当承认，控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说使龚刚模口供获取的合法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形式上的证明。所谓“形式上的证明”，[3]是指控方举出了多份证据，来证明对龚的取证是合法的，这些证据相互印证。主要包括:(l)龚本人供述:公安人员合法取证，没有受到刑讯逼供;(2)医检证明。包括①南川看守所出人所健康检查登记与狱医关于在南川看守所关押期间每日巡诊情况的证明，证明在2(X为年6月19日至8月巧日在南川看守所关押期间没有发现龚身体有外伤;②重庆江北看守所临时羁押点看押人员巡诊登记表证明，2009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江北区看守所的医生每日对临时羁押点巡诊，龚未诉不适，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较好;③刘刚等3名医生证言证明，龚在押期间没有受伤;(3)专案组副组长和审讯民警两人的证言，证明依法审讯，没有刑讯逼供。
　　 应当说，上述证据无论从在量上还是相互印证性上，可以认为在形式上达到了证明的一般要求。然而，对以上证据的质量的质疑以及反证不容忽视。
　　1.龚的口供不排除其虚假可能性。从一般供述逻辑分析，被告人为推翻有罪口供，往往会辩解原供由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而承认供述真实及取证合法，则容易被法院作有效证据采纳。然而，由于以下原因，龚的这一供述真实性受到怀疑。
　　一是利害关系的影响。龚即为所谓“黑老大”，又涉嫌参与故意杀人，在已经形成指控和证据体系之下，他要获得从轻处理(尤其是逃避死刑责任)的唯一机会也许就是争取揭发其他犯罪而立功。而被告人揭发努力为自己辩护的辩护人(在极力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上，李庄应当说超过了普通刑辩律师)，无论是通过警察动员，还是自己主动，成为获取生机的重要途径。强烈的求生愿望，可能压过任何道义的顾及。然而，可能受这种重大利害关系影响的陈述，按证据法的一般法理，其可信性不足;
　　 二是供述矛盾的影响。其一是与认罪态度的矛盾。一方面龚承认取证合法，供述真实;另一方面，他在会见李庄时，以及在后来审判龚案的法庭上，又否认自己原来的重罪供述，否认是“黑老大”，否认参与故意杀人等重罪。那么，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过去的有罪供述是怎样产生的，是如警方证明所称，每天晚上休息而仅在白天进行七小时合法审讯获得的吗?同时，这种自相矛盾，也使人对其供述真实性产生疑问。其二是龚对李庄教唆行为的陈述存在矛盾，使人怀疑其真实性。例如，龚在面对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的话以及吴家友的证言所表达的意思，与龚的供述笔录和马晓军的书面证词有矛盾。如对李庄如何教唆的，电视访谈时他说李庄眨眼和用眼神示意，[4]这点正与吴家友证言中称李庄告诉他们教唆龚的方式一致(见一审判决书所载吴家友的证言内容)。但在一份供述笔录中，龚则称李庄走到铁窗边小声教他，而陪同李庄会见的马晓军律师的书面证词，也称李庄小声教龚在庭审时称被刑讯逼供了。龚在教唆方法上的证词不一致，也许被其本人或有关人员注意到了，因此在二审法庭上，龚出庭作证时称，两种方法(眨眼与言辞)都有。龚的有关陈述不一致和不够确定，虽然不能说是重大的证据矛盾，但由于李庄会见时所谓教唆伪证的行为是在陪同会见的几名办案警官的直接监视之下进行，在场监视与电子监控同时实施，律师如何进行教唆伪证不无疑问，[5]而龚的证词矛盾以及有时闪烁其词，不免对其证词真实性产生怀疑。
　　 这里还有必要对龚的法庭作证并接受辩方质证做出评述。一审判决的依据，是龚刚模的书面证词。辩方曾要求其出庭接受质证，对这类要求，控方与法院均以证人不愿意出庭而又不能强制为由予以回绝，同时指出《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允许宣读未到庭证人书面证言。应当说，控方与法院的解释在法律上是能够成立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出庭，该指控证据的真实性受到很大的质疑。这除了因为根据传闻证据规则和直接言辞原则，要求其证言有争议的证人出庭，是程序公正和保证证言真实性的普遍要求外，还因为本案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使得证人当庭陈述并接受质证显得更为必要:其一，龚刚模提供了一种“反常证词”。因为被告人指控自己的辩护人是十分反常的，对“反常证据”尤须要求对“原始人证”进行有效质证，而不是仅仅对一纸书面证言发表异议;其二，如前分析，龚对李的指控证言与本人有利害关系，且其陈述存在一些重要的矛盾;其三，龚和其他被羁押证人一样，处于侦控方控制之下，一方面，他具备出庭的条件(只需要依法带上法庭即可，虽然作为重罪罪犯的安全措施麻烦一点);另一方面，他和其他被羁押证人的羁押状态排除了辩方接触的可能性。因此这类证言，是一种“单方证言”。[6]控方仅仅提供这种“单方证方”，在能让证人出庭的情况下未使其出庭，自然使人产生一种怀疑:控诉方担心证人经不起交叉询问的质证检验，从而动摇控诉根据，因此不愿意让证人出庭。正是基于上述三点特殊理由，让龚刚模出庭接受质证，使法庭能够通过质证辩论，通过直接审查“原始人证”判断龚相关陈述的真伪是十分必要的。而不使其出庭，不免使人有理由怀疑其证言的可靠性。
　　 二审法、检机关为实现程序公正并防止错案，促使龚刚模出庭作证。包括龚在内的6名证人出庭的做法，在目前证人普遍不出庭也没有强制作证即对不出庭作证予以制裁的法律规范支持的情况下，显得难能可贵。然而，从庭审情况看，虽然龚否认其受到刑讯逼供，但其证词的矛盾性仍不能排除。例如，龚对自己手上伤痕的解释仍然难以自圆其说。而且龚完全否认李庄会见他时还有其他人在场这一显明事实，说“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李庄与在场警察的争执。面对辩护人的质询追问，龚要么回答记不起了，要么一再重复声明“我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我所讲的都是事实”，要么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间题”，甚至一度说“你紧都(方言，意指一直纠缠)这样问，我头昏得很”，以至于李庄本人紧接辩护人的提问要求询问龚时，审判长也不得不宣布休庭。经审判人员在休庭期间做思想工作，龚才又答应在继续开庭时重新回到法庭回答李庄的询问。据旁听庭审的有关专业人士称，庭审的感觉，龚的二审庭审证词(其他出庭作证的证人也类似)不仅不排除事先“培训”(Coach)之嫌，而且可能加重了对他曾受到过刑讯逼供的怀疑。
　　 2.医检记录和相关证言不足以说明龚未遭刑讯，而且与客观证据有矛盾，因此其真实性和证明力不无疑间。因为其一，这些记录和证言的制作和提供主体均为侦查机关附属机构人员或其聘用人员，其中立性与客观性尚存疑问。看守所及看守所人员的中立性问题，是早就被提出而司法改革也准备解决的问题。[7]正是由于目前体制下看守所不中立，因此在有刑讯逼供的案件，包括一些重大冤案中，基本没有发现刑讯逼供的痕迹被巡诊记录所记载的情况。其二，在重庆短时间大量涉黑嫌疑人员被羁押，医疗巡检是否仔细不无疑问，尤其是在临时羁押场所。[8]其三，也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看，龚左腕有钝性物体擦伤后遗留的伤情，这是可以随时验真的具有客观性的证据。由于这是陈旧伤，而在侦查期间医疗巡检时这些伤情仍应存在，甚至因距伤情形成时间较近而可能更加明显。然而，判决所述有关医检记录均对此未作记载，而有关狱医和医生的证明也称龚未受伤。这些记载与证言岂不与鉴定结论等客观证据相矛盾?
　　 3.专案组人员提供的证言证明力不足。因为在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上，专案组人员是当事人，这类证言属于自我证明，其证明效力不足不言而喻。而从统计学角度看，除非是在检察机关立案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案件中，尚未发现各地的侦查人员在法庭上或庭前提供书面证言承认其本人取供、取证违法的。
　　 4.使用临时羁押场所增大了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目前的看守所体制不能保持其中立性而有改革必要，但毕竟在普通看守所内，管理比较规范，违法审讯要困难一些。然而，临时设置的羁押点，其软硬件条件均限制了规范化管理，更容易发生侵犯被羁押人权利的情况。这也是质疑审讯合法性的一个原因。据悉，在二审法庭上，负责看守龚刚模的警察吴鹏出庭作证，他在9月底至10月20日期间负责看守龚，当时的看守人员是专案组干警，并非来自江北看守所的民警。而且他们是“俩人一组”轮班不间断看守龚一人。当辩护人追问其“审讯室”与“羁押室”之间的距离时，吴鹏以“没有量过，不知道”为由拒绝回答。因此，令人怀疑审讯、睡觉实为同一房间，而且看守人员的中立性更不成立。
　　 5.李庄本人辩护词中提到的一些情节，以及控诉方抑制某些证据的行为，可能强化对于审讯合法性的怀疑。李庄在法庭上自我辩护，对龚向他陈述被刑讯逼供的具体情节作了描述，包括如何被刑讯的一些细节，以及律师对其陈述的疑问和龚的回答。其中包括某次刑讯，一位刑侦支队的领导见状如何制止的情节。李庄也提到吴家友律师曾经当着他和马晓军、龚云飞的面说龚被打过，吴认识为其疗伤的两名医生。
　　 应当说，从李庄所说所为判断，李出于自身利益也有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的可能。但看了李庄的自辩词，依据经验判断，他陈述的事实仍有某种程度的可信性。这是因为其中有一些细节包括涉及到的人头，如刑侦支队的领导某某，李庄编造比较困难;而且龚刚模左腕的伤情，如果不是龚主动出示并被李庄看到，李庄是难以发现并作为辩护理由的。加之李所述内容都是可以检验的。如会见龚的谈话有录像录音来证明，而且在场有多名警察包括专案组成员;吴家友当时的说法可以从吴本人和在场的马、龚二人处求证。李庄也一再要求出示录音录像及证人出庭作证质证。
　　 然而，在另一方面，控方以没有录音录像为由对李和辩护律师的举证要求予以否定，这一举证反应可能基于控诉方的某些顾虑，[9]但由于应能举证而不举证，强化了判断者对李庄供述真实性的感觉。证据法上有一条原理:持有证据一方无正当理由不举证的，可以做出对持有证据者不利的推断。[10]控方在这一关键证据上所持态度，在客观上成为支持李庄供述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及证明力的因素。
　　 6.龚刚模的手腕伤及其伤情的鉴定结论提供了一种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而龚的解释未能合理排除这种可能。一审法院力求公正审判，同意了辩护人对龚刚模的伤情鉴定申请。鉴定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应当说，这个结论由于缺乏充分的专家分析意见，并未证明刑讯逼供的形成原因，[11]但在客观上有可能加强人们对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怀疑。
　　 在二审开庭龚刚模出庭作证时，经审判长允许，辩护人当场查看其手腕，发现左手手腕及手背上均有伤痕，而且双手手腕均存在间断性的环状伤痕(一审法院鉴定仅确认左手腕伤痕一处)。[12]当辩护人质问其左手背上的伤是如何形成的时，龚说是2009年4、5月份去海南游泳或在沙滩上划伤的;至于手上其他地方则“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伤”。龚双手手腕间断性的环状伤痕是人所时正常戴手铐形成，还是刑讯逼供悬吊所致尚有疑问，但不排除刑讯逼供可能性。而龚对伤情形成原因的解释与伤情本身有一定矛盾，且与南川看守所人所检查表及看守所狱医的证言有矛盾(因检查表和证言称其人所时无伤)。因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并未排除。
　　 7.龚刚模案审判情况对刑讯逼供有所印证。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龚刚模涉黑案件在2010年1月5日开审。庭审中，龚刚模虽未承认遭刑讯，却否认指控的主要罪名和事实。而同时，樊齐杭、张孟军、吴川江、李仕军、张茂才、付仕培、杨波等主要被告人均宣称被警方刑讯逼供，也都称存在“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等情形。而且樊所述刑讯逼供的情节与李庄称龚刚模所说的龚被刑讯的情节十分一致。[13]
　　 如果《南方周末》报道属实，[14]那么，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印证李庄关于会见龚刚模时龚说的话。因为这种关于刑讯逼供情节的相互印证，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串供以及辩护律师教唆;一是确实存在类似情节。而前一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同案被告人分别关押以及庭审时分别讯问的制度，相当程度上可以排除串供和受其他被告影响的可能。而警察陪同会见以及设置监视录像的做法，又使律师教唆龚案中其他被告作伪证成为不可能。而且在李庄等3名律师被抓后，龚案诸辩护律师已如惊弓之鸟，可以说“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教唆当事人作伪。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很大了。即警方确实采用了不规范的审讯方法，而且因在同一专案组，审讯手法相似，才导致同类供述的产生。
　　综上所述，控诉方不能以充分证据证明刑讯逼供是编造的，根据现有证据不能在根本上排除就审讯合法性的合理怀疑。因此，伪造证据的指控和定罪的基础存在问题。
　　据悉，一位教授曾经在一次案件研讨时询问在场的检、法人员，你们真的相信龚刚模没有被刑讯逼供吗?结果是无人回应。这位教授不是证据学方面的学者，但他无意中设定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证据法上的“千古一问”。现代刑事证据法的一般原则是“自由心证”，即法律并不事先规定各个证据的证明力，而诉诸裁判者的自由判断并建立内心确信。因此，“内心确信”，是判断刑事证据的真实性与充分性的主观标准。[15]而公认“内心确信”的经典性表述，是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的规定:对于判决，“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问题:你是真诚的确信吗?”在中国刑事诉讼中，仅达到“内心确信”的主观标准而未实现证据相互印证的一般要求不足以定罪处刑，但如果司法人员尚无“内心确信”就认定犯罪并处以刑罚，那一定是违背证据法基本要求的，也是不公正的。因为作为专业人士和深人了解案情的司法人员尚无确信，又如何能获得对判决的公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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