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与学界的“立场差异”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严励认为，无论司法能动还是被动，总要和当前的司法改革紧密相连。法院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由内部改革迈向司法体制改革的新阶段，目标就是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确保司法公正，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要符合这个目标，司法能动必须坚守法律底线，严格奉行不告不理，不能超出司法裁判的功能范围，送法上门。当今司法环境还不是特别良好，某些部门和领导非法干预司法，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在这点上，防止盲动司法比倡导能动司法更重要，要防止能动司法变成盲目司法的遮羞布。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谢佑平认为，司法能动这一提法的本意是希望法院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纠纷解决的前沿，以此完成维护稳定、顾全大局的中心任务，但他同时坦率表达了对这种提法的反感。因为从他受到的教育和原本的理念来看，司法是被动的，行政是主动的。行政是管理，要求效率第一，一定要能动，要到第一线去发现、解决问题。司法则是纠纷出现后，社会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单位出面来解决。如果这个单位积极主动介入，就可能深陷其中，“当局者迷”，所以法院要中立、超脱。法官要坐在家里、法庭里思考，法官是高水平的、理性的。司法要有权威，一定是终局的、中立的、公正的。
谢佑平还担忧司法能动对法院的未来发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司法活动有自身的规律，其中就有保持消极与中立性。比如，香港的法院、法官都是有地位的，社会相信法官是最高水平者，给其足够的资源去支配。反过来讲，如果能动司法，按照政府的模式来做，法院就可能演变为一种政府单位，使得人们以为法院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这对法院将来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反而不利。
谢佑平引述了他非常崇拜的马克思的一句话。马克思在论证“法院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时讲：法官是没有上司的，如果一定要说法官有上司，法官的上司就是法律。这句话是对法院的独立性和司法本质的深刻表述。司法和行政合一，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是我们一直批判的东西。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郑少华也认为，如果司法和行政没有区别，中国的依法治国是没希望的。司法的价值就在于司法与行政必须区别开来。
事实上，在本次论坛上极力主张司法能动的安徽合肥中院院长许建，恰好也表达了对当前法院及法院院长困境的困惑。他特别提到法院终审不终的问题，判决没有权威，涉诉信访不断；尽管宪法对法院的地位规定得很高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党委机关或政府部门，甚至法院还要担负文明城市建设、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等行政任务。
本次法院院长论坛在争议声中落幕。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副院长黄祥青“实话实说”地总结，法官和学者的发言在立场上整体表现出差异性，法官更多地从具体事实的角度出发，专家更多地从规则、理性的角度出发。两种角色在对话中取长补短，共同瞄准同一个方向即司法的公正性。不过，对能动司法的争议本身，显示出司法界与学界交流互通的必要。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在论坛上透露，王胜俊院长指出当前法院与理论界交流比较不足，专家学者对法院的工作不了解，甚至是不理解，因此王院长多次强调必须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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