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也经常考古，以陈年旧案探究司法史、法制史、法律思想史，从案件事实到裁判规则，从制度状况到理念传承，重拾尘封的碎片，钩沉潜伏的结论。同时，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历史故事，像经过演变的化石，也值得人们反复加以考察。那些已成为传说中的案情与人物、诉求与理由，或者出自卷宗，与史实有关；或者已被翻阅为另外的情节——但是，它们也同样向后人展示着历史的痕迹，透露着隐蔽的价值，显示着与众不同的意义。

  都知道开封有个著名的包青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眼里，这位铁面人堪称公正的代表，为民的楷模，也被赋予了某种职业标志与象征意味。包公，已经成为了文献与文艺的集合，甚至从一个历史人物转化为了一个历史剧人物。

  但是，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历史与历史剧之间，又清楚地存在着差距。有案可查的事实是，那个历史上的包拯，并不是由其长嫂抚养成人的，而是父母双全，一家人在尊老爱幼中善始善终。至于他改头换面，额生月牙，也可谓是后人的整容。但在史学界及法学界之外，今人心目中的包拯，早被确定为各种戏剧里的包龙图了，他刚正不阿，威武不屈，这当然是观众所喜闻乐见的。

  无独有偶，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宋代也并无一个陈世美，不仅与包拯同时期没有，整个宋史上都没有这位罪有应得的状元郎。被符号化的陈世美，并非史实的产物，他的创作者们依托了一个原型，也是古代高考的受益者，却“余生也晚”，身处宋代之后。尽管同样有学而优则仕的履历，人家却不是什么附马爷，也没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历史记载他完全是清白的，既无人品缺陷，更未行违法之事。遭遇“附会”，甚至被宋代人（提前）所铡，成为时间档案的错位者，实在冤枉。不过这个冤案显然出自民间艺人与各位看官的联合办案，而且可以说他们立审执的原则也是“对事不对人”的。能够充当主旋律剧目中的反面道具，那位无辜书生的在天之灵也许会有几分欣慰。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列举下去。早年间通过“话匣子”里的评书连播，“杨家将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杨继业老令公的原型是杨业将军，由他的事迹又“引出”了一个丑角——潘仁美。历史上的潘杨二人也确实是同朝同代人，不过被替代了的潘，原名叫潘美，正派人，不曾改名，也不曾做奸臣。他于后世背负的不实之词，以及几乎无法昭雪的不白之冤，又是源于民意的一手编制。

  传说中的公案，一直流传到今天，即使我们对其加以复原予以正名，但并不能也无法追究造假者的责任。“莫须有式的”陈世美与潘仁美，难道不是人世间不约而同的美意使之“不美”的吗？

  有口皆碑。历史不只有一个版本，野史以自己的方式补充着正史。不能说它们都是无稽之谈，不能说它们都是无事生非，不能说它们都是“超现实”。审慎地考察它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是信史里的重要章节，它们像传真设备那样，提供了“心理事实”，也就是定向选择了历史。其实，从历史产生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案情发生之前，人心所向的历史传统，就已经在等待着重新塑造它们，选择它们，使它们成为活的“心灵史”，也成为对法律进行立体定位的深远背景。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