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文

　　近日，河北省高院出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其中的一项规定引发舆论关注：“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

　　这被认为是提倡“大义灭亲”。

　　严格地说，这项规定与通常所说的“大义灭亲”有些区别，因为亲属举报的结果是被告人获得减刑，而不是举报者获得奖励或者赞扬。因此，有人说，这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大义救亲”。但是，就其鼓励被告人亲属举报的主旨来看，这种类似“钓鱼执法”的手段，不论被告人获得什么样的结果，与“大义灭亲”的精神实质相去不远。

　　那么“大义灭亲”不好吗？这不是为了正义而不徇私情？答案是否定的。正义不能存在于真空中，必须存在于家庭和社会之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并扮演着重要的教育与社会化角色。尊重和保护家庭的伦理教化功能，捍卫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正是为人们留下安身立命的重要“庇护所”。

　　“大义灭亲”之要害在于，破坏了亲属之间的家庭与伦理关系，摧毁了家属之间的亲情与信任，并可能瓦解家庭，使其丧失“城堡”与“庇护所”的地位。一旦如此，那么超越于家庭之外的正义能否存在，将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了正义滋生的土壤。

　　很多人迷恋于历史上一些“大义灭亲”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并非传统中国主流的道德与法律。

　　溯及西汉，刑律的原则上即有“亲亲得相首匿”（“春秋决狱”），随后各朝亦将之确认。在唐律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名例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出具体规定。

　　不仅如此，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还会获刑：“告祖父母、父母，处绞刑；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符合事实，处徒刑二年……”而唐以后的刑律，还禁止命令需相隐的亲属作证，违者处刑。

　　作为相关律令的源头，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话是说，亲亲相隐，正直便在其中。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亲人，怎么可能爱他人。

　　在西方，“亲亲相隐”同样是长期被遵奉的原则。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反对子告父罪，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甚多，甚至规定亲属之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法国、意大利、日本以及普通法国家的刑事法律，都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等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

　　港澳台方面，法律规定的亲属拒绝作证权则更加宽泛，台湾《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证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一、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二、与被告或自诉人有婚约者……”

　　近数十年来，反对“亲亲相隐”逐渐占据中国现行司法理念，公权力得到保护，而家庭、亲友等社会关系却受到挤压和破坏。现行法律更是否定“亲亲相隐”原则，要求亲属之间互相作证。河北高院的最新规定，倒是符合现行刑法、刑诉法的理念，并与中国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相符合。

　　仅以《刑法》第三百一十条为例：“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罪适用于任何人，包括被告人的亲属。《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它意味着，被告人亲属也有义务作证。该法同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亲属有举报和交出证据的义务。

　　这些规定，与人们长期坚守的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格格不入，极易引发“大义灭亲”的道德危险，导致亲属之间丧失信任，埋下恶的种子。法律必须以民情为基础，尊重人们的道德实践与伦理观念，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讲，优良的法律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发现”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人们长期践行的道德、习俗、惯例和经验的总结，脱离民情炮制出的法律要么被人漠视，要么被人抵制，法律无以获得尊重，法治不过是个梦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改现行法律并使之合乎“亲亲相隐”的伦理要求显得十分紧迫。修改法律并承认“亲亲相隐”，主要意味着法律上应当禁止要求或诱导亲属作证，而不是鼓励亲属间隐瞒犯罪。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消极性的，而后者是积极性的。如果亲属愿意举报家人，法律并不禁止。

　　与此同时，那些赞扬“大义灭亲”的鼓噪应当休矣。大义明，亲相隐，文革时代亲人互相揭发、家庭道德沦丧的惨痛教训不应忘记。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