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理论周刊

  特邀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许正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孙立群（南开大学教授）

  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

  主持人：什么叫“知识分子”？如何从概念起源上看待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李德顺：在西方，“知识分子”是近代产生的概念。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知识分子”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他们致力于维护人类基本价值，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实现；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只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即使他很有知识，也不算是知识分子。

  雷颐：1898年初，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给总统写了一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受迫害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上尉申冤。这封信发表时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一大批主张为德雷弗斯平反、经常直陈时弊的文化人遂被称为“知识分子”。大约与此同时，俄国一批批评沙皇制度的文化人也被称为“知识分子”。此后，“知识分子”即指那些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更有独立精神、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人。

  主持人：“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模糊而且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

  葛剑雄：知识分子或许是当今中国使用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尤其是在知识界、教育界、政界、媒体，在这些界的人大多以知识分子自居，或者被别人当作知识分子。不过，在知识分子不吃香或是反动分子的同义词时，大家避之犹恐不及，能进入“革命干部”行列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只能留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强调自己的非知识分子出身或背景。

  究竟什么样的人算知识分子，记得当年学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时作过深刻的讨论和领会，那时的划分标准是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如果按这条标准，那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就极其高了。特别这些年大学和研究生大规模扩招，据说今年新获博士学位的就将有5万之多。看来知识分子的学历标准也得提高了。

  不过，毛泽东的标准或今天政府有关部门定的标准，只是学历意义上或统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或者整个社会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或学位的人会越来越多，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现代的知识结构、科学技术的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所学习或研究的范围相当狭窄，从事的专业极其单纯。如果局限于他们的专业的话，他们的关注范围就非常有限，即使对本身涉及的领域也难以有全面的理解，更不用说关注整个社会了。

  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知识分子传统

  主持人：有人用中国文化中的“士”来概括知识分子概念，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孙立群：什么是中国古代士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古代的读书人叫儒生、儒士，读书人做官，就叫做士大夫。知识分子必须是正直的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热心于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书读得多，却用于做坏事，那就不是知识分子。我在研究古代士人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古代士人恰恰具备这种精神。

  士人的特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回顾历史，那些被后人记住的人都是关注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士人们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考虑国家的何去何从。他们都有“主人翁精神”，敢于接受挑战。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是一种大气魄。中国古代士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但要思考，更要实践，并且把国事放在了首位。东林党有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的精神数不胜数，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等。士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雷颐：中国传统社会是“身份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皇帝高高在上，其他皆为其“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个人权利观念严重匮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与知识分子有某些类似，都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读书人”。但中国的士的职责不是入世做官实际从政，就是维护社会统治者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士”是社会体制和规范的捍卫者，就此而言，“士”与“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不同。

  “知识分子”概念需要科学化

  主持人：现在社会上对“知识分子”有多种理解,怎样看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认识？

  李德顺：在我们的生活中，“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常常引起人们的一些异样感觉：有说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精英，应该和圣人天使一样神圣灵验；也有说知识分子不过是社会肌体的“皮上之毛”，无足轻重……总之在仕农工商各界中，知识分子似乎属于“另类”。

  主持人：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特殊化的感觉？

  李德顺：这种将知识分子特殊化、异己化的感觉，源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中国原本没有“知识分子”概念，但自古以来就有对读书人角色和使命的特殊规定，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凡此种种，皆是要知识分子做“君子”、“大人”、“圣人”，或为忠臣、良相、帝王之师，总之是不要做普通的平民百姓。这种取向，既造就了一些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也造就了一些人的特殊身份意识。如果“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主要意味着某些人在文化和道义上的某种优越性和荣誉，那么所引发的问题必然是：在现实中，什么人够得上称作知识分子？由谁来评定？以什么标准和程序来评定？被评上以后要怎样？……诸如此类的问题，势必成为纷争的焦点。

  另一种特殊化“知识分子”的观念，则与我国过去“左”的政治和政策有关。我国以前流行的知识分子概念，如《辞海》1989年版界定，是指“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同时它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这种界定虽以“学历加职业”为标准，看起来比前者多了些客观性和确定性，但也隐含着自相矛盾之处。如：既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就属于知识分子，为什么却不包括有相当学历的官员、职业政治家、管理者、企业家和商人？对“一定科学文化知识”该掌握何种标准？是初高中文化，还是大专以上学历？等等。而那时实际强调的，则是“知识分子是毛不是皮，毛总要附在皮上”，即认为知识分子不属于社会主体的一个成分，而是一个自身没有独立地位和意义的特殊“对象”，对它或“拉”或“打”，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语境下，更使“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带上了某种社会异物感与政治歧视的味道。

  无论“精英”论还是“皮毛”论，“知识分子”都被赋予了片面的性质，使之长期处于社会主体和主流视野之外，成了仅仅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工具概念。这暴露出了概念本身的非科学性和不彻底性。如果说，这种特殊化了的“知识分子”观念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使它日益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扭曲观念。

  现实中仍有不把知识分子当作普通正常人看待的心态和情结

  主持人：对知识分子的这些认识，现在似乎仍然存在？

  李德顺：在现实中，不把知识分子当作普通正常人看待的心态和情结，仍然很有影响。虽然邓小平彻底纠正了“左”的观念和政策，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作了实质性的拨乱反正，但这一论断的科学基础和文化意义，却尚未被充分地注意理解和掌握运用。一方面，仍有一些人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何以成为当代先进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也不能解决如何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家人”，真正充分地信任和依靠之，致力于共同打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的环境和机制问题。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极力抽象地拔高知识分子形象，总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主流之外、之上，脱离大众，享有 “精神贵族”特权的群体。这些旧观念旧心态的表现，都很容易产生误导，不但使一些人心态失衡，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改革和建设。所以应当有所觉察，保持清醒，并在科学、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理性地对待之。

  要以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把知识分子看成“正常人”，重新认识知识分子

  主持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知识分子是否也应该有新的认识？

  李德顺：在现代社会，广义的“知识”（即知识、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以下皆此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迅猛扩展和上升，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因素，以至于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意味着我们要以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重新认识知识分子。

  重新认识的方法，应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首先用人的社会存在来说明人。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知识”，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如同“工人”是与工业生产相联系、“农民”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身份一样，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与社会精神（知识）生产相联系的身份。因此，是知识本身的状况、现实社会对知识的需要和依赖情况，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了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归根到底，是精神生产的社会性质和意义，决定着知识分子的社会性质和意义。这是理解知识分子应有的科学根据。

  重新认识的意义，在于确认知识分子的正常社会职能和历史地位。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对知识，包括知识的社会功能、知识的生成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是说，离开了对“知识”的充分理解和尊重，那么无论把知识分子当作“政治人”、“道德人”，还是“经济人”，无论把知识分子看作楷模精英还是看作简单工具，无论视知识分子为“皮毛”还是让知识分子当“天使”，无论标榜“独立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划分“战略知识分子”与“战术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从整体上深刻揭示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反而可能陷于一厢情愿的价值诉求，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知识分子是建设性的批评者，判断是否是知识分子应有四个标准

  主持人：那么，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葛剑雄：我以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不仅应考虑到一个人接受教育、具备知识的程度，还必须看一个人对社会的态度。所以比较全面的标准应该是：首先，当然必须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或者实际上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没有上过大学又没有实际达到大学程度的其他人才，对社会作贡献、甚至作出重大的或决定性贡献的人并不限于知识分子，但既然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范畴、一种身份，无论如何总得有一定的标准。

  其次，必须拥有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理论或比较系统的知识，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学者。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与知识有关的某一方面的发言权，才能以知识为手段服务于社会，才能通过这一部分知识来思考社会现象。

  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或职位，而应该关注整个社会，至少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领域。即使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局限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当然，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部，但多少要有些整体性的观念，才能对思想领域和社会现实发表负责任的意见。这一点，也是知识分子不同于科学家、专家学者的地方。

  如果说上面三点是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能否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取决于第四点，即必须具有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应当尽可能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但是比较而言，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不断探索、发展和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一定要反对它们，或者一定要与它们唱对台戏，也不是说它们不需要有自己的工具或喉舌，而是说这类角色不必由知识分子来扮演，完全可以由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社会经验的官员、公务员和专业人士来承担。

  主持人：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评，如果不批评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价值了”。怎样看待这一观点？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权力与责任？

  葛剑雄：一个健全的社会必定需要两个不同的方面，既有肯定和维护的人，也有怀疑和批评的人。两者相反而相成，缺一不可。而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和进步，也得益于怀疑和批评者，得益于他们使社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内容，持肯定和维护态度的人碍于地位和立场而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质疑和批评或许不尽全面，但对社会起了提醒和警告的作用。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允许并接受他们的批评，能帮助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当然，这种批评不是不计后果的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建设性是真正的批评的应有内涵。

  李德顺：在现代社会，知识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财产、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类知识、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每个知识分子在他的专业以内享有相应的社会权力和责任，他可以而且应该追求博大精深，用高超的专业水平服务于人类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有特殊的、高于或低于其他人的人格和权力。特别是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所研究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社会全局高度和意义的“大问题”，所说的常常是一些涉及人类和国家战略的“大道理”，以供国家社会决策参考。这也应看作是其专业之内的权力和责任所在，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本人就高人一等，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任何成果都一定比某个专业技术领域取得的创造性成果有更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很多哲学巨著的历史影响未必大得过电灯泡的发明，就是如此。面对大问题未必就有大成果，大道理也未必就有大作用，一切都应由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

  着眼于专业以外的整个社会就更不难理解，知识分子的队伍虽然庞大，但它只是人群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个少数。在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生活，是在专业以外进行的。必须承认，在自己专业以外的生活中，每个知识分子都同所有人一样，是现实的、具体的普通个人，知识分子也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民族和阶级归属、一样的生活和情感，一样的个性和弱点，等等，因此也有完全平等的社会权力和责任。

  知识分子的群体结构呈现出多样化、融合化、大众化趋势

  主持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加快，知识分子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跨阶层的概念，以至于很难用一个特定的阶层概念去概括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了？

  许正中：在以往的时代里，学术与大众之间、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学术及知识阶层居于教育和启蒙的主导地位，民众则从属于被教育和被启蒙的受众位置，“知识分子”被狭义地圈定为一少部分拥有较高知识积累、从事研究创造的特殊群体。近年来，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突破了传统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知识分子大众化的趋势加快。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知识分子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联系日益加强，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打破行业、地区、单位界限而参与到社会流动之中。由于职业与身份的经常变动，知识分子的群体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融合化、大众化趋势。知识分子应当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走出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面向公众，走知识大众化的发展道路。

  李德顺：在现实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由众多具有各种各样背景和性格的人构成的庞大群体，知识分子队伍本身的情况复杂多变，不可以用简单划一的方式对待，而要有所分析。其中包括，要客观地区分和理解知识分子专业内和专业外的角色，平等地看待知识分子的权利和责任。无论在专业之内还是专业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社会主人，都应该并且可以做出或大或小的贡献。

  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主持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功能等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与演进中。如何看待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许正中：知识分子应是历史转折期的民族先知。从时代发展的维度放眼望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去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之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连，成为民族无限的创新源泉和不竭的动力。知识分子应是时代精神的舵手，带领人类去抢占精神的制高点，开拓奋进与探索的历程，引领先进文化前进。继承民族思想的精神世界，汲取现实世界的经验教训，以宏观的思维来看待民族与人类、国家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以系统的、整体的、发展的、辩证的世界观来认识与改造环境；以世界公民的视角来分析人类的历史走向，规划民族的历史进程，学习不同的思维模式，开创美好的未来。

  雷颐：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来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至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二者关系的重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使国家对社会资源控制开始减弱，公民自主性开始提升。国家逐渐退出直接经营活动，行政权力逐步从经济领域撤出，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公民渐渐可以脱离“单位”，农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生产者不必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个体对社会资源的直接占有越来越多，各种非政府组织（NGO）、中介机构、公民志愿性团体、各种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越来越多，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兴起。由于中国目前再次面临公民社会的建立，所以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仍是承续从“维新”到“五四”的精神传统：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启蒙。

  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主持人：在当今，知识分子应自觉担负起哪些社会责任？

  许正中：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向精英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延伸发展，需要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有战略性思维；既有敏锐、超前的见解，乐于引领时代潮流，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启迪和助推社会进步。具体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谋划，由知识梳理转向思想原创。长期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偏重于对知识理论体系的梳理、总结而缺乏原创性的探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层面跟随多、探索少，思维、观念、政策层面的战略探索与创新就更加缺乏，这样，也就很难出现“杰出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战略知识分子以推进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极为迫切需要。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任务复杂而艰巨。我国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的良性生态多维激励，更要进一步重视战略谋划，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力量参与并从事战略研究。战略知识分子不能仅限于谋划单纯的专业问题、技术问题，而是要能够跨越学科、跨越时空的藩篱进行多维度、多螺旋的立体化思考。

  二、担当社会责任，由社会良知转向社会引擎。李大钊曾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现代知识分子应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乐于参与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改革过程，并勇于在变革中承担责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要经得起“历史考验”，避免出现“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局面。知识分子在做研究时要面向未来，“回到未来”，思路和内容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善于抓尖补白，勇占先机。

  三、融入社会，从优秀走向卓越。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是兼具学术创新、知识创造、引领社会、推动改革多项责任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与政界融合、与实业界融合、与学术界融合、与国际融合、与未来融合，成为时代的卓越人才。知识分子应当具有一定的思维高度、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所培养的人才、所从事的研究都应当与国家发展的需求相一致，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知识分子要在融入政府运行的过程中发现机会、达成共识、推动决策、支撑改革。

  另外，知识分子还应该站在国际的高度看待问题、确定目标。知识分子所从事工作和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结论要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进行比对，找出差距和下一步研究的切入点。通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对比使自身研究和开发具有更强的先进性和实用性；站在国家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步入歧途或走进低效率反复的漩涡；通过国际交流，吸收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服务于本国，在相互对比中促进共同发展。

  主持人：感谢各位参与本期话题。

  （执笔：王君琦）

  主题延伸

  国外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若干描述

  刘易斯·科塞：知识分子是“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

  西摩·李普塞特：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

  艾尔曼：“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意志形态的最深层的支柱，是他们对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自豪”。

  雷吉斯·德布雷：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

  美国学者E.希尔斯：知识分子是“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宋圭武）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士”的若干论述

  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墨子：“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荀子：“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曾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陆九渊：“君子义以为质，得义则重，失义则轻， 由义为荣，背义为辱。”

  龚自珍：“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陆迪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