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了工业园区，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由此与爆破公司展开了诉讼。不过，原以为胜算在握的付强，却等来了一场打输的官司。今年6月，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6月28日《新京报》)

打官司，有输有赢，事实是依据，法律为准绳。但是，付强输在法律上，还是输在“权大于法”上？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给了我们真实的答案。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地方政府这份霸气十足的“警告函”，是否左右了法院判决，我们不妨从法官的表现中窥见一斑：对于蛙场损失案，法院先后5次开庭，一直未判决。对此，法官称“园区和区政府干涉，不能下判”。

假如不是法院的疏忽，假如不是律师查阅案宗，地方政府警告法院的这份“史上最牛公函”或许不会现身。在笔者看来，这份“警告函”或揭开了“民告官”难的盖子。

“民告官”难，是我国司法现象中的一个“顽症”。对行政诉讼案件，一些法院不愿接、不敢判甚至一味庇护政府的原因不难分析，因为地方法院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干扰势力太大。“民告官”难的案件中，地方干扰司法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打招呼、写条子，出台哪类“民告官”案件不能受理的“内部政策”等等。这份曝光的“警告函”，便是佐证。

法律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告状难”使一些走上百姓漫漫上访路，已是不争事实。解决“告状”，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形象，除了法院本身加强自律，加强有效的外在监督外，如何让地方相关政府部门不能、不敢随便插手干扰司法也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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