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发言的主题是律师职业的定位问题，讲完定位以后我再讲若干别的问题。

　　一、关于律师定位问题。

　　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律师定位，因为国外定位律师为一般自由职业者，这没有太大的分歧，中国律师的定位却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研究。我认为，中国的律师定位，从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以后，它的定位是在演变、演进之中的，在座的都是过来的律师，或者是研究律师的学者。

　　第一阶段，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没有律师制度，律师制度正式重新恢复是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出了一个《律师暂行条例》，当时明文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也就是吃官饭的，拿薪水的，从公务员角度来说，同法官、检察官是一样的，而且当时规定，具体服务对象是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还包括人民公社、公民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它所维护的首先是国家的利益，公民的利益是放在最后的，次序是这么列的。当时恢复律师制度就是一个进步。当时也有一个说法，为什么要归国家呢？因为过去律师挨整挨怕了，现在同法官、检察官是一个层次，使律师的心能够定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么做可以理解，但这明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律师职业明显在发生变化，所以，到了96年我们正式制定律师法的时候，定位已经从“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为社会服务的职业人员”，不强调公务员性质，更强调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职业人员，这是适应市场经济而发生的变化，当时相当一部分律师已经不是公务员的身份了，律师事务所的性质也有很多的变化，合伙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占多数 。

　　第三阶段，07年《律师法》修改后，把“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把服务对象改了，职业性质没有改，明确讲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

　　从这三个阶段的不同规定来看，一开始我们恢复律师制度是国家本位，第二个规定可以说是社会本位，为社会提供服务，第三位当事人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当事人本位，也就是说律师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当然，这个当事人是广义的解释，包括诉讼的当事人，非诉讼的，比如为政府提供当法律顾问，为公司、企业非诉讼服务以及诉讼都在内。开始讨论当事人的时候，我还觉得当事人通常指的是诉讼，后来他们解释，委托人就是当事人。

　　不管怎么说，这三个表述的不一样，路径的发展是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当事人本位，也就是律师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当然，《律师法》的修改也讲到了它的三个职责：

　　1、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当事人放在第一的。

　　2、维护社会公正。

　　3、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从律师的定义以及律师职责的规定上，可以看出观念上确确实实是有演变的，现在的《律师法》相对符合中国国情，我认为规定得还是比较好的，体现了律师角色实际上的定位。同时，它也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个人看法，做律师的，它的根本职责就是要保障人权，就是要匡复正义，或者叫弘扬正义。“人权”、“匡复正义”这两个职责是律师永远要追求的价值，永远要实现的职责。这是我关于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07年的《律师法》修改以后，08年开始生效，实际上律师法的实施是相当不理想的。现在关于律师的定位有一种新的提法，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实际上恢复了80年代国家规定的法律工作者上（的律师定位），只是前面加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在整个中国国家的基本方向。

　　现在法律是立法部门制定的，是官方主流的提法，两者是什么关系？讲是否很难讲得清，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完全可以讲得清的，也就是说，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官方代表的是集体研究出来的，还是个人一次讲话定的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按照中国现在的说法，党的组织或个人都应该在宪法或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来对待，来解释。也就是说，任何个人的说法，哪怕是拟定的组织统一的一种说法也应该服从法律，这里面本质的问题就是“法大还是权大？”，是“人治还是法治？”

　　如果我们认为《律师法》的提法不妥，可以通过党组织提出建议修改律师法，法律的修改是不奇怪的，但是法律没有修改，另外一种说法，如果同法律意见完全一致，是解释性质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解释性质，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修改变化，那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法律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要坚持法治的精神，拒绝人治的精神。关键问题上，我们要看到是法治还是人治，是法大还是权大？

　　二、关于现在刑事案件辩护里经常涉及的所谓串供问题。

　　所谓串供问题，刑诉法第38条有明文规定，如果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刑法306条没有这么规定，306条规定的刑事责任限于伪造证据，毁灭证据构成的犯罪。通俗一点讲，串供就是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沟通，使他知道共同被告人究竟是怎么说的，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转告给我自己的委托人（被告人）对你那位共同被告人是怎么说的，你考虑一下他说的和你说的是一致还是不一致，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口供。如果开庭，面对两种不同的口供或相同的口供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实际上是给他一个通稿，这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是有发生的。

　　过去很多辩护律师就明确告诉他，我看到某某人的材料是如何的，人家是怎么样供述的，甚至把另外一个被告的书面询问材料拿到以后给他（被告人）看，说这是你共同被告人询问笔录，当时怎么说的，你看一看，开庭之前你做什么准备，怎么弄，或者给他看，或者告诉他，这种情况现在究竟是合法还是不合法？是追究法律责任，甚至要追究它的刑事责任？这个问题我经过调研，向外国朋友进行了请教，也看过相关的资料，外国的律师也做过调查。

　　这个案件也涉及李庄案件，我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拿这个东西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或者他其它的法律责任。将来中国进一步发展，应该说这种情况，律师是正常行使他辩护权利的一种内容，这本身就应该属于辩护权的范围，而且将来进一步发展，我会见被告人不被监听，没有录音录像，又没有人在场监督，那我告诉他什么，给他看什么，包括如果进一步发展，他还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电话里头我们都可以沟通，你也管不了了，你怎么管？不设监听你怎么知道？像李庄案这样的，被告人倒过来揭发他，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偶然现象，内幕也很值得研究。但起码世界各国来说，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这种现象已经不能算构成犯罪，应该算是律师辩护的一种权利，如果你有真凭实据就不怕他翻供，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他翻掉了，或者知道对方的情况你也没有办法。

　　现在李庄案件以后，有的律师就同我们讲，律师事务所向我们布置任务了，今后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绝对不能把同案犯怎么说的信息告诉他，李庄就在这个事情上栽下来的。有的律师事务所就告诉他，今后这一条就是禁令，这个问题上我在不同的会议上，包括对检察官讲了，不能这么做，你凭什么证据知道他是怎么弄的？你又不能录像，又不能在场，怎么知道说的话。未来的发展你也管不了，现在老讲律师怎么加强防范，李庄的事情一出来，就赶紧要说防止出现第二个李庄。我认为刑事诉讼法要重新修改，把第38条取消。

　　三、当前律师执法环境。

　　我这个人看待现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的法治环境在起伏中发展，甚至在大起大落中发展，确确实实有起有落，有阻力，有曲折，有倒退，但这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毕竟有所不同，还是在曲折中向前走。十七大以来，实事求是地说，有曲折，有倒退的地方。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各级政法委的领导兼公安局局长，同时又参加对案件的协调拍板。这明显是不科学的，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但如果是这么领导，党的领导最后适得其反。

　　过去有佘祥林案，最近有赵作海案，赵作海案最典型，本来检察院认为应该不起诉的，公安局不干，找政法委书记，政法委协调的结果是检察机关被迫服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在司法独立问题上，我认为这是世界的通例，只有实现司法的独立才能做到司法的中立，司法的公正，独立才能保证中立，才能保证公正，十七大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倒退的，比起1979年64号文件是明显倒退了。64号文件贯彻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提出取消党委对案件的审批权，现在没说公开恢复，但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也把宪法里三机关的关系问题给否定掉了，变成了公安机关来干预检察，干预法院，公安是老大，你们要服从我的结论，这肯定是倒退了。

　　当然，我也不认为什么都倒退。有两点还是不错的，一是《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我参与了几次讨论，最后公布，大家都知道，《国家赔偿法》原来是违法原则，现在是结果原则为主，只要是错了就得赔，不要说当事人是不是违法，范围也有所扩大，程序有所简化，赔偿获得更加容易一点，这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我认为是个进步。《律师法》的修改也是一个进步，那是十七大以前的，《律师法》大家说执行不好，执行不好也是法治上的倒退，所谓凭三证会见，会见监控，全部得不到落实。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一点调研的。

　　最近我们五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安全、司法行政部门搞了两个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国内争论很多，中国以前没有这个正式的规定，这次不管怎么说规定出来了，哪怕规定得不理想，毕竟也是规定了，可能执行起来实物证据现在规定很难排除，但言词证据规定得比较清晰，应该说这些东西还是有进步的。

　　结合起来看，我们推进民主法治是大势所趋，历史的潮流，上下不可能都一致，特别是作为学者尽自己的一份责任非常必要，至于说北京市有的规定，我顺便再讲两句，要具体分析，我不赞成北京市限制外地律师，这也是法治的倒退，这有地方本位主义，但北京市的律师集聚过多也不太合适，实际上把我们有的律师分散到全国，因为全国200多个县都没有建律师事务所，都集中来北京挣饭碗，这不是法律上的进步，是倒退，还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总的看法，我们要继续努力发展我们的民主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