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调动地方政府竞争促进政体改革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10月17日

如决策层能贯彻“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政体改革战略，未来的政体改革实验会如“不尽春潮滚滚来”

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多年来已被确定为我国发展的既定目标。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已经把建立“法治国家”确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中共十七大报告，也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立为执政党的纲领性目标。近年，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一些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如：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案件屡屡曝光而久治不果，一些大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不时发生，等等。各种社会征象表明，我们社会内部的紧张度在加强。在此情况下，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和决策层的共识。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烈地指出，如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会“人亡政息”。这也表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决策层的施政导向。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在国家的长远目标上要构建一个良序市场经济社会和一个法治民主国家，目前看来已经不存多大争议了，但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近期和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开始？在这些问题上，目前看来依然是困惑重重，且存在着诸多分歧和争议。对于一个有13亿多人口和35万多亿元GDP的大国来说，过去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在目前动荡不已的大国多元博弈的国际环境中，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实在经受不起任何大的折腾和社会动荡。这样一来，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难题是：一方面，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但另一方面，国内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又要求中国必须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和的内外环境中构建自己未来的法治民主政制。这就增加了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操作难度。

　　出路到底在哪里？合宜且可操作的方案又是怎样的？

　　首先，上述格局和我们过去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正如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是整体设计出来和“大爆炸式”地完成一样，当前和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也只能走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积累性发展的道路，且肯定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试错过程。任何期望整体式地、快速地、剧烈的制度变革，是不可行的，我们的社会也承受不起。但是，正如前30年经济改革在自发演进过程中逐渐明朗，要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一样，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也得从形势所迫下的自发改革中逐渐明确一个改革目标，即建立一个能与良序市场经济社会像匹配且适合中国国情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法治民主政制，然后，再不断地进行一个试错式的自发演进过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下改革刻不容缓，但足下之“始”，将沿何路径迈步？这里让我们想起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发展路径来。

　　在上一篇《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主因？》专栏文章中（见http://www.caijing.com.cn/2010-10-09/110539153.html），笔者曾对那种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过去多年中国奇迹主要原因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有两点要补充说明：第一，尽管我对“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主因说”有很强的质疑，但并不否认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确实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要真正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在2008至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面临着深层的转型。在这样的“大转型”背景下，像“地方政府竞争”这样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第二，过去中国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从表面上看是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扶植本地企业发展，甚至政府直接经办企业、参与市场等方面，但过去地方政府竞争的真正进步意义，并不在于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表层现象，而是在邓小平等上一代国家领导人所引领的解放思想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竞相推出“市场化”改革措施，如竞相放开市场管制，竞相推出中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竞相引入市场竞争和发展民营经济等。概言之，过去30年的地方竞争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实验方面的竞争，即在各地方政府的竞争实验中，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竞争”了出来，从而较快地“生成”了。试问：没有过去30多年间各地政府尤其是像深圳等一些经济特区在竞相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会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没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会有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

　　从过去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演变路径中，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一点启发：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尽管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生成是一直是“主旋律”，但政府功能本身的变迁却一直起着轴心作用，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似也应该考虑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

　　可以想象，未来中国各地方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竞争，并不是像改革初期那样简单地引入、放开和运用市场，也不要像近几年这样各级和各地政府大范围、大规模、大程度地统御、参与和控制市场，而是在要像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那样，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感”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事实上，最近几年各级和各地政府也开始这样做了。譬如，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在各自的法治政府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已经进行了诸多实验、创新和探索，其中包括深圳和广东省的预算民主和财政支出透明方面的实验，浙江温岭市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的实验，四川省遂宁市中区一些乡镇的乡长直接选举实验，广西南宁、柳州、桂林和武鸣县等地社区选举直选实验，以及最近四川省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实验，等等。如果政府决策层能真正贯彻“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能允许并鼓励各地政府在法治民主政制建设上像前些年经济改革阶段上那样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上进行“自由竞争”，那么，相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验，会如“不尽春潮滚滚来”，最后，一个能适合并确保现代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就会在21世纪真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一个繁荣、富强、稳定、和谐、良序运作并有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现代中国才是可期的。

　　然而，如果社会止步于此，甚至约束和扼杀各地政府的法治民主建设的实验，就像当年对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所施加重重限制一样，中国社会一定又要付出巨大的“转型成本”，人亡政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韦森为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