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宪文：“律师力”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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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3月16日 09时28分 来源:律政杂志 曾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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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对于刚刚熬过“寒冬”的中国律师业来说，年初李庄案爆出的阴影面，无异于又是一场“霜冻”。不过，诚如一咏梅词云，剪雪裁冰，有人嫌太清，又有人嫌太瘦。我想，中国律师业似乎确也如此。
虽然中国的律师和律师业在不同方面，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商业化职业主义开始抬头，但总起来看，对于当下中国律师在推进国家经济、社会与法治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勇气和行动，我想用一个全新的词汇来概括和褒扬，那就是“律师力”。
这种律师力，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尤其是目前正在努力建构的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相生性和一致性，乃至于可以说，律师力就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这种力量，一旦缺失或减少，社会必将以一种高震荡、高摩擦的方式“跌跌撞撞”前进。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当下中国，所有法律人中，只有律师，最具有心灵自由和创造力。
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中国律师不是西方律师，也不是日本律师，中国律师天生有着同他们相区别的劣势和优势。这种劣势和优势，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律师特殊的东亚式的气质和能力。这种气质和能力，虽然来日方短，却饱有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之精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恰恰是今天中国重构国与民、天与人之和谐关系所需要的内生养分，也恰恰是中国彻底走出封建农耕社会，尽早完成工业化进程，经由否定之否定，走向非西方的另类“现代性”的必备要素。
和谐，就其原始也是终极的意义而言，不外乎是权力和谐、财富和谐与意志和谐。权力和谐是一重，是形式，财富和谐是二重，是内容，而融其形式和内容于一体者，是三重，也就是终极的意志和谐。这种意志和谐，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老庄思想中的“无为之治”，抑或当下哈贝马斯所称能重生晚期资本主义的“沟通理性”和“话语共识”。与之相应，中国律师在实现和谐的三重境界中，能够发挥得天独厚的作用。
首先，在权力和谐方面，中国律师是最有胆识、最有能力，也是最敢于以行动对现有权力结构提出合理性建议的个人。与国外律师不同，中国律师既不可能直接依据宪法精神和规定，去法院声请解决某个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权力状况，也不能够依据某个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去法院诉求撤销某项违背上位法规定的抽象行为。相反，留给他的，只有当事人眼中的期盼，国家机关门前坚硬的台柱，和自己手中薄薄的法条（有时甚至只是一种法律精神）。这是他为民请愿的所有条件，他必须在这些条件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技巧。公共选择理论表明，私人监督是公共监督的重要补充。这一点，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更为明显。中国律师，确是任重道远。
其次，就财富和谐而言，中国律师是最能独立自主、积极化解经济矛盾的阶层。据了解，2009年全国律师办理诉讼案件超过200万件，非诉讼业务超过100万件，全行业业务收入超过300亿元。按照诉讼收入占比50%和诉讼收费比例均值1%估算，律师诉讼服务对象的市值应该为1.5万亿元。这一数字，约占2009年全年GDP33.5万亿元的5%。尽管其中有些诉讼不是经济案件，有些诉讼双方都聘请了律师，但律师化解经济矛盾的整体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与2009年1至11月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案件9739924件、审执结8780007件相比，律师参与诉讼的比例并不高。不过，随着多元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逐步推广，尤其是最高法院对律师调解工作的重视，律师化解经济矛盾的空间今后有望大幅提升。
最后，在意志和谐方面，中国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更是独具一格。众所周知，在国与民、民与民之间实现情感、认知、思想的理性交流，达致话语共识，国家一体，人民一体，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实现这样的境界，其中特别需要诸多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社团或组织，尤其是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组织。与国外结社相对自由，社团组织大量存在不同，中国正在理性地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社情民意表达机制。对于身处基层的中国律师来说，可谓身逢其时。他足可以凭籍自己在权力和谐与财富和谐中的工作和努力，因势利导，化解意志冲突，推进社情民意表达机制的建立。
应该说，中国律师力的作用和影响，远不止于这些。但是，和谐对于当下中国之急迫和重要，已决定了中国律师须毕其功于一役。惟如此，中国律师方能在时下语境中，略显英雄本色。
（作者系律政杂志副主编，转自《律政杂志》2010年3月号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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