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律师，年逾76岁的赵长青先生拥有长达28年的执业生涯，此次刊出专访的后半段，以嗜读者。
记者：从1982年开始，您就开始兼职律师，到现在已经有28个年头。去年您作为刑辩律师为黎强作了辩护，但在过程中受到人身攻击，我们想知道目前中国刑辩律师的现状，其生活是否都过得不太如意？
赵长青：从根本上讲，在我们中国的法制进程中，还没有给予律师一个明确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律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界定不是很明确，这就令中国的律师无法拥有像国外律师那样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能否从事律师职业，取决于司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在很多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如果觉得律师的意见还可以，就会采纳律师的意见；如果司法机关不采纳律师的任何意见，律师也没有任何办法，哪怕是律师的辩护理由很充分。
律师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特别是在刑事辩护这一领域。全国的情况不一样，各个省份有差异，但是在西南这块地方，刑辩律师们普遍反映有几难：会见难，会见被告受到限制，刑辩律师见不到被告，就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阅卷难，律师很难看到完整的卷宗；律师的辩护意见被采纳更难，虽然说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就算律师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愿意采纳就采纳，不愿意采纳就不采纳，律师没有任何制约法官的权利。
在这里的法官面前，律师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采纳你的意见就算了，但是律师连提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你提意见，他们不采纳，不理会你，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因此，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在中国越来越萎缩，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李庄案之后。
因为一干这个事情（刑事辩护），就有风险，有风险不说，还没有什么效果，被抓了，还要给予一种职业报复。打个比方说，律师在做刑事辩护中，抓到了检察院、公安局的“辫子”，检察院、公安局就会对律师不满，对律师不满他们就有权查律师，而律师却没有权利查他们，律师没有任何可以对抗的权利。
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只是在西南地区更加突出。
记者：重庆的“打黑除恶”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很多先例，也成为目前国内刑法应用的一个课堂。比如有的刑辩律师在案件（李庄案）中出现了独立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情形，同样作为刑辩律师和刑法学专家，对此您如何看待？
赵长青：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法学界有分歧，存在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的理解是，《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要为被告人提供无罪、罪轻、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律师干的就是这个事情，而不是去指控犯罪，要为被告人争取他应得的权利。这是《律师法》对律师的界定。
那么现在关于独立辩护权的争议，主要出现在——当律师的主张与被告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律师是否可以独立行使辩护权。
比如说被告本人认罪，以李庄案为例，李庄突然当庭认罪，但李庄的辩护律师依然对李庄进行无罪辩护，这样法庭上就形成了李庄与辩护律师不一致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的案例。
我认为，律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他不是被告人的附属，不是被告人的附庸，不是被告人怎么说，律师就得怎么说。
律师应当依法独立行使辩护权，我认为李庄的辩护律师，在李庄认罪之后，他们仍然依法为李庄作出无罪辩护，认为李庄依法不构成犯罪，我认为律师的这种辩护（行为）是正确的。
在这个案件中，李庄的辩护律师依照刑法，认为李庄不构成犯罪，那么律师按照犯罪构成、法律规定，依法对他（李庄）进行无罪辩护，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李庄他本人认不认罪，那是他本人的态度问题，这两点应该分割开来。
我注意到近来北京有的教授称，认为李庄的辩护律师是不对的，既然李庄认罪，那么就应该跟着认罪，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理解，照这么说，律师就纯粹成为了被告的附庸，被告就没有必要再请律师，他自己说了就完了，这样的理解不符合《律师法》的规定。
律师要有独立的人格，《律师法》规定律师要独立行使辩护权。
记者：从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从事审判工作开始，您如何看待中国刑法经历的这40年漫长的演变？作为一辈子都从事刑法工作的学者、教授、律师和司法实践者，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法制环境？
赵长青：从全国的司法界来讲，我是从事刑法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学者之一。
我于1956年进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60年毕业读了研究生之后，教了几年书。从1970开始，到1977年底，我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当了八个年头的法官，也就是搞了八年的司法实践。
学了刑法理论，又搞了8年的司法实践，从事刑事审判工作，这些经历，对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78高考恢复，西南政法大学重新开办，学校又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回去教学，因此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从事刑法的教学，从讲师到教授，经历了几十年。
从1982年起，我开始兼职律师，所以我的律师资格是从1982年开始的，现在，我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之后，实际上我成了一名职业律师，因为律师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因此，在我的这几十年生涯中，我一直没有脱离过司法实践，从事于刑法分则的研究，研究各种罪和罪名下的定罪量刑。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法制的确是在进步，这点毋庸置疑。
现在的司法审判，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司法审判相比较，两者不同点在于，一是现在的法律体系比以前更加健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律相对简单，通常只是中央的一些政策、单行条例，现在的法律很完善；二是现在的法制观念比以前要强，依法办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前因为没有法制观念，因此很多案例都体现了长官意志，依靠长官意志来办案，现在的案子基本上都是法办；三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素质，也有所提高，过去大学毕业生很少，现在基本上都是本科生，研究生来从事法律工作。这是我在几十年过程中，体会到的三大变化。
在1979年之前，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政策、单行条例和领导意图在办案，直到1979年，我们国家公布了第一部刑法。1979年公布了刑法之后，一直到1983年之前，这段时间我认为是法制环境非常好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家都一股正气，意识到要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人来干预司法，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1983年开始实施严打，一直到1996年底，这个时段我们国家一直处于严打的状态，处于严打之下的中国法制环境比较差，因为严打有两大方面，一是重判罪犯，从重从快；二是不断的修改刑法，称之为第一部刑法的补充规定。
在严打这段时间内对刑法的修订，主要是增加了新罪名和提高法定刑，大量的提高“重刑”，这段时间中国的司法机构突出的往重刑发展，比如只判三年的，改判为十年，死刑也从28个增加到68个，现有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基本上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增加和确定的。
1997年，刑法经历了第一次的大规模修订，我简单称之为97刑法修订。从97刑法修改到现在，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97年的刑法修订，在法律体系、罪名完善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97年的刑法修订，仍然脱离不了历史背景，因此新修订的刑法，把83年以来增加的死刑罪名，都带进了新刑法，重刑死刑都没有得到减少。
到了2010年，我们来看这第八次的刑法修改。这次修改跟80年代的修改，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减少死刑罪名，提高刑期，不是像从前一味的强调严打，强调重判。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国家的刑法也在与时俱进，比如社会上出现一些过去没发现过的犯罪现象，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
但目前的中国法制下，依然存在法制环境不足的现象，有些地方行政干预司法太严重。这具体表现在，很多东西是首长说了算，比如说将这个人重判、要定什么罪、判什么刑，这样行政一干预，法官就不敢说话，检察官也不吱声了，从开庭到宣判，就完全流于一种形式，一个过场。
这个过场看起来很精彩、很民主——让你有说话的权利，有辩护的权利，但实际上这些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除了行政干预司法之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就是罪刑的地方化。一个法律法规，一定要贯彻中央的意志，不能说到了浙江，有浙江的理解；到了广东，有广东的理解；到了湖南，有湖南的想法。不能由地方上，自己再对这个法规加一层东西。
刑事法律执法，绝对不能地方化，对于法律该怎么理解，就应该按照中央的贯彻来进行理解。因为一旦地方化之后，有些地方政府就把这个本应是正常的惩罚犯罪，搞成了政绩。比如说，你打出一个“黑社会”，我就给你立功，给你加官进爵的许诺，政府这么一鼓励，（他）自然就会尽力去找“黑社会”。
不能把打击犯罪政绩化，我认为目前中国的个别地方，法制环境不容乐观，我们仍然要坚持依法办事。
记者：我们的问题基本结束了。
赵长青：我还想附加两个问题。
一是在刑法修改过程中，我认为贪污受贿罪名的刑罚结构应当改变。现在贪污受贿的刑罚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群众反映非常大。
我举个例子，贪污受贿数额越小，处罚越重；贪污受贿数额越大，处罚越轻。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极端司法不公的例子。比如说，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就可以判刑；5千到5万，可以判处5年之内有期徒刑；5万到10万，就可以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10万以上，到几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都没有规定准确的刑罚。
实例由此而生。有受贿十万者，被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有贪污受贿10万以上，但不到100万元者，还是是被判处10年左右的有期徒刑。这就显得非常不公平，贪污受贿者，就会宁愿多贪一点，多搞一点。所以，我认为关于贪污受贿的刑罚结构，最不公平的就是这一段，10万块领刑10年，跟几百万领刑11年，相比而言犯罪成本就不一样了，导致一个副作用，要贪污就多贪污一点，贪污几万块钱非常不划算。
所以我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一段刑罚结构作出修改。
第二个问题是，对“黑社会”罪名的界定。 我建议在对其修改过程中，要对“黑社会”增加一个法律概念，作出一个清晰的准确的定义。
现在的法律定义并不明确，比如什么叫做“黑社会”，”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么什么叫做“有组织的犯罪”。一个单位向另外一个单位集体行贿、一个公司集体偷税漏税，这也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么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单位，是否也可以被定义成为“黑社会”？
目前刑法对黑社会的本质特征，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就是黑社会，那么黑社会的概念就可以进一步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