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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者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弄得它们彼此没有多少区别，甚或完全没有区别；而实际上它们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有不同的起源。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前者使我们一体同心，从而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兴起”。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所发表的《常识》中的一段话。 1776年美国独立的风潮开始。但是，人们的君主制观念还根深蒂固，甚至于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这些“国父们”，都未明确提出美国独立的主张。在这样的形势下，潘恩发表了《常识》一书。在这本书中，潘恩从“社会”与“政府”的区别这样的“常识”入手，由浅入深，揭示了世袭君主制度的罪恶：“在上帝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痛斥英国国王残暴无能。正是根据上述由“常识”推断出来的结论，潘恩提出独立后的美国应该建立共和国，公开提出美国独立问题。这些看似平淡的论述，却点燃了北美人民心中郁积的怒火，指引了独立战争的发展方向。就这样，《常识》成了独立战争时期人民大众的教科书，奠定了美国独立建国的思想根基。 “常识”问题，表面看似简单，实则关系重大。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人所共知的普遍道理和知识；“常识”之中，往往包含着一般的规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自然和理性”的呼声，代表社会生活的“常态”。我国古人常说“世道人心”，拿现代的话说，就是人性和国情，实际上也就是生产、生活和做人的基本法则。这方面，我国有着丰富的“国粹”。例如，“二十四节气”、《增广贤文》等等，都是传统社会中国人必须自幼学习、烂熟于心、灵活运用的“生活法则”、“生存策略”。不了解这些国粹，就是“没文化”；违背这些“常识”，必然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遵循“常识”，按照“常识”的要求行为，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认真地对待“常识”，按客观规律办事，也是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当前司法活动中，却出现许多与法治的“常识”和司法规律要求不符的现象，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践行司法为民、实现司法民主的关键。我国现行法律中大都明文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或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外，其余案件必须公开审判。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加大司法开放性和透明度。按照这一原则，公开审理的案件，新闻机构有权采访报道；同时，司法机关得到新闻机构的关注和监督，也有助于克服压力，促进司法公正，使司法工作得到更多的理解。然而，司法公开的原则在一些地方却不能得到尊重和实现。一方面，该公开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新闻记者上了“黑名单”，被勒令限制采访，当事人也被限制表达自由，不能寻求舆论的帮助；另一方面，有的媒体罔顾事实，在报道中偏听偏信，“一边倒”，夸大矛盾，渲染对立，先入为主，导致“媒体审判”的诟病。上述情况都破坏了司法公开和新闻自由的平衡，既不利于塑造公正、廉洁的司法形象，也妨碍了公众和媒体的表达与监督的权利。 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取决于公正、廉洁、高效的司法职业人员，取决于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新闻舆论，更决定于自觉维护法律权威、信守司法裁决的普通民众。如果民众在打官司时只接受自己想要的裁判结果，一旦判决不能满足自己的诉愿，甚至不完全满足自己的诉求时，便无端怀疑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不履行法律义务，缠讼闹访；或者转移财产，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对司法人员伺机报复，捏造事实，诽谤诬告，恶语中伤等等，都背离了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只享受法律带给我们的权利和好处，却不愿承担法律加于我们的义务和不便，这难道不是违背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吗？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做如此打算，怎能指望去建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呢？ 上述违背法治常识和司法规律的现象，给我国正在起步的法治事业造成严重的障碍和损失——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资源遭到严重浪费；法律的权威总是处于“零”起步阶段，无法形成积累，司法公信也无从谈起，公众也始终无法真正享受司法带来的福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矛盾的叠加，不仅造成信访压力不断增加，增加处理问题的社会难度和成本，还为非法“调查”、非法“执行”、非法“保护”等恶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为“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人们常说，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上述情形，却始终在破坏这道防线。这既是司法的悲哀，更是公众的损失！ “司法就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人类文明的发展表明，没有法治的支撑，社会必将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没有公正的司法，就丧失了起码的社会正义的标准和法律秩序的柱石，也就不可能发挥法治的应有功能。因此，视法治“常识”为玩物，把司法规律当做儿戏，无论如何也无法真正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 罗马法是西方文明给世界做出的基本贡献之一。罗马法不仅开创了一个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的伟大传统——缔造和维持了罗马帝国，而且还“征服了世界”，并且是“持久的征服”（耶林语）。罗马法的伟大，就在于它使得万物之灵的人类权利获得了一个真实可靠的法律保障，达到了一个伟大的平衡——一方面保障市民在私法领域充分享有自由，另一方面又执法极严，树立了极高的法律权威。这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所说的那样，“（在古罗马）契约平常不足为起诉的依据，但只要债主的权利得到承认，权利的力量便莫之能御，以致穷人无处得救，无人对他表示慈悲或为他伸张正义。这好像法律乐于处处显露锋芒，乐于引起极端的后果，乐于逼使最迟钝的人感受法律观念的残酷无情……罗马人民肯定并忍受一项法制，因为在这一法制中，自由和管辖的、所有制和法律程序的永恒原则曾经不折不扣地、毫不容情的起着统治作用，而且直到今日仍然如此，罗马的伟大正是存在于此并奠基于此。” 认真地对待法治的“常识”，严格按照司法的规律办事，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应有素质和觉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请从尊重和遵守法治的常识、司法的规律开始吧。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