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25日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8日在北京闭幕。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会议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讨论，并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观”做出了更为契合现实的诠释，虽未正式推出会前媒体热议的“包容性增长”的提法，但亦离题不远。如公报所说：会议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发展是硬道理”乃是中共自上世纪90年代初确定的基本执政纲领。而这里的发展主要就是经济增长。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
为实现增长，政府采取了诸多变革措施，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诸多领域向私人企业开放，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资源的货币化与可交易化，以及中国加入WTO等。这些措施确实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此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增长给生态、环境等带来的压力，已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因而有“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提出。
更进一步，到2004年前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引发的激烈争论，及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显示片面而不均衡的增长，在社会内部已经制造了紧张，甚至对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高层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施政纲领，最后折中定型为“科学发展观”。它仍然强调增长，但增长必须是科学的，科学的涵义就是和谐、人本。
尽管如此，各方对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在理解上仍存在模糊性。同时，一种体制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性，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因而，科学发展观虽被反复强调，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考量中，“发展”仍然压倒“科学”。
这样的增长也就不能不伴随着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紧张和冲突升级。为应对这一事态，从地方政府开始，各级政府逐渐构造出“维稳体制”。各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各级政府的维稳费用在大幅度增长，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也日益扩大。
如此“维稳”体制，既不在理想化的“法治政府”蓝图之中，也不在更为中立的“服务型政府”的范畴内。相反，维稳体制的形成，表明政府部分地回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轨道。
由此，也就隐然形成一种奇特的增长体制：通过“维稳”保增长。
由于在强制拆迁中造成民众自焚而被政纪处理的宜黄县政府官员匿名发表的文章，就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地方官员心目中，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的制度安排。在官员们看来，增长不仅需要宽松的宏观政策来保障，还需要专政的力量来保障。
仅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此实现的增长必然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其他方面的诸多失衡：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某些部门非理性繁荣，市场化改革却基本停滞，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现象；经济总量快速扩张，普通民众却备感生活之艰辛，中产群体焦虑不安，包括官员在内的许多人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经济社会看起来相当繁荣，各级政府却如临大敌，投入巨资“维稳”。
凡此种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9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增长主义的政经体制，已经触及其天花板。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增长如果缺乏法治、民主制度约束，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到今天，这一含混的体制具有多种演进的可能。用本次会议公报的话说：当下中国面临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也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本次会议之前，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多次大声疾呼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的确，面临当下情形，惟有进行大规模的、深刻的转型，才有可能推动中国走上构建现代国家的正道。惟有可持续的、共享式的增长才能够增进统治的正当性，而这样的增长只有可能发生于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中，发生于一种人们具有基本伦理道德意识和理性人文精神的优良社会秩序之中。
本次会议公报已经隐约传达了进行全面变革的意向。会议公报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也就是说，高层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大业远未完成，仍需要一场涉及所有领域的大变革、大转型。进行此大变革，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这里的主语，不仅指治国者，也当指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公民。■